内容提要：

1、央行开始降息，发改委表态从6个方面抓投资、稳外资、促消费；

(资料图)

2、央行、发改委出大招，皆因经济复苏乏力，多数经济指标大幅波动回落；

3、主要依靠降息推高债务来支撑投资与建设的宏观经济政策已是穷途末路；

4、推升债务、扩大投资，积聚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经济矛盾；

5、将过剩和无效投资转为消费支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过渡到消费推动

一、央行开始降息，发改委表态从6个方面抓投资、稳外资、促消费

面对制造业、内需增长速度快速回落、外需、投资、房地产市场同比大幅度下降的严峻经济形势，货币与宏观经济政策主管部门近期貌似憋出了大招。

首先是管理宏观经济的国家发改委，表示要从6个方面发力改善经济增长。

在6月16日召开的6月份新闻发布会上，针对近期公布制造业PMI、工业利润等数据后，社会上关于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观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尽管当前市场需求有所不足、内生动力有待增强，但长远来看，经济向好趋势依然稳固。

据孟玮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重点在六个方面发力。

一是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政策，持续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稳定汽车消费，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二是加快实施“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推动能源、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四是扎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五是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扩大高校毕业生等就业渠道，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六是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应保障，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供应保障，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其次是管理货币政策的央行，时隔9个月之后，又拿起了减息工具。

4-5月份央行指导地方小银行下调存款利率，6月初又安排国有大银行跟进下调存款利率。

6月13日央行发布公告称，7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1.90%，较上一交易日中标利率下降10个基点，为去年8月中旬以来首次下调。

6月15日，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中标利率也下调了10个基点到2.65%。

存款利率和逆回购、MLF中标利率，分别是商业银行从存款户、央行获取资金的成本。按历史惯例，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下调之后，央行就会随之下调商业银行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二、央行、发改委出大招，皆因经济复苏乏力，多数经济指标大幅波动回落

1、观察制造业经营情况的工业增加值，5月份的可比价同比增幅从4月份的5.6%回落到3.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5月份还未公布，但4月份同比下降了18.2%。

2、疫情几年来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5月份同比减少了21.2%（按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份和去年5月份公布的累计数据推算，下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下降了21.5%。

3、观察内需活跃程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去年同期同比下降11.1%的基础上，同比增长12.7%。2022-2023两年的年均增速，5月份其实只有2.56%。商品房销售量同比下降了19.7%。

4、消化制造业供给过剩的商品出口，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从4月份同比增长8%转为5月份同比减少8%；贸易顺差同比下降16.1%。

5、观察经济景气的中国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2023年5月份为52.9%，比4月份回落了1.5个百分点。

6、观察居民消费供应与需求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5月份同比上涨0.2%，环比下跌0.2%，这是持续第四个月环比下跌了。观察生产端供求平衡关系的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5月份也分别同比下跌了5.3%和4.3%，环比下跌了1.1%和0.9%。

7、观察劳动力供求平衡关系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情况的失业率，稳中有升。城镇调查失业率与上个月持平为5.2%，但青年失业率从上个月的20.4%上升到20.8%，增加了0.4个百分点。

三、主要依靠降息推高债务来支撑投资与建设的宏观经济政策已是穷途末路

发改委的6方面发力，第6方面纯属生产调度，第4-5条涉及到的外资、外贸、就业收入，空洞无物。剩下的三个方面，有2.5个方面属于投资与建设的内容。因此三郎认为，发改委应对宏观经济乏力的6个方面的措施，主要的还是习惯性的投资与建设。再结合人行的降息措施，我们的人行与发改委给宏观经济开出的，依然还是30年如一日的货币宽松、推升债务、超前投资的老药方。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30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火车头的投资与建设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力爬坡、不进则退的历史性时刻。

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大到20年，超过GDP占比40%的固定资产投资无力爬坡，难以为继的趋势就非常明显了。

2002-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速高达22.4%；2012-2016，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均增速回落到13.1%；2017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6.4%持续滑落到疫情前2019年的5.4%。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下降，源于多年来货币宽松、推高债务、超前投资的模式，已经走到债务成本不堪重负、债务风险濒临破裂的地步。2019-2023年5月，我们新增加了110.11万亿社会融资总额（债务），占到361万亿债务存量的三分之一，但2020-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只有2.9%、4.9%和5.1%。2023年1-5月同比减少了8.3%。

四、推升债务、扩大投资，积聚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经济矛盾

社会融资持续增加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甚至下降，原因在于投资主体----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率太高，还本付息压力极大，新增社会融资中，三分之一用于借新还旧和支付利息了。

2023年5月，全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61.42万亿，减去77.6万亿的住户贷款，政府与企业社会融资存量达到283.82万亿。按照人行披露的4.3%的存量利率计算，1-5月份需要支付利息5.09万亿，占到1-5月份政府与企业社会融资增量14.64万亿的34.8%。

更严重的是，贵州、昆明等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出现到期无法偿付需要延期重组的情况了。我们的投资以国有资本为主。数据显示，2023年城投债到期规模为历史峰值，到期规模合计为5.7万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2%。

地方政府债务的偿债能力主要来自于以卖地为主的基金收入。2022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基金收入7.38万亿元，同比下降21.6%。2023年1-4月，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1.34万亿元，同比下降18.5%。各地政府主要依靠卖地的基金收入大幅度下降，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发酵的主要原因。

国证大数据估算，2022年城投平台的有息负债已经接近70万亿元。综合计算，2022年全国全口径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4.6万亿元，债务收入比高达573%。年债务利息支付约需5.75万亿元，占地方财政预算与基金收入的31%。

长期推升债务，超前投资，不仅催生了巨大的债务风险，还压抑了国内的有效需求，加剧了供求矛盾，威胁到经济安全。

从2002年到2022年，我们的固定资本形成额在GDP中的占比，从35.2%增加到了42%，居民消费占比从45.1%下降到37.2%。

数十年持续领先的固定资产投资所形成的供给，还形成了庞大规模的产能闲置，导致了严重的投资浪费。

6月16日的界面新闻《交通部规划司原副司长于胜英：很多高速是为了投资而建》一文，就从交通领域的投资浪费角度，让我们窥探到了持续的超前投资存在的惊人的浪费现象。

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原副司长、巡视员于胜英在6月16日的2023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发展与风险防范论坛的发言中坦言，很多高速公路不是必须建，而是为了投资而建。

于胜英说，各地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拉动投资的动力很强，但很多项目并非必要。截至2021年末，全国收费公路里程18.76万公里。但收费公路的债务余额不断高涨，债务风险不断累积。过去5年，收费公路债务余额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7%。截至2021年底，全国收费公路债务余额已达到7.92万亿元，比铁路行业6万亿的债务还高。

更重要的是收费公路行业每年都入不敷出，支出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偿还贷款本息。2021年，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总收入为0.66万亿元，但支出达到了1.29万亿元，是收入的近2倍。支出中，82%用于还本付息，除去税费外仅14.6%的支出用于公路经营和维护。不得不继续借款，导致陷入“借钱还钱”的恶性循环。

五、将过剩和无效投资转为消费支出，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过渡到消费推动

目前经济复苏遭遇困难，内需外需均在收缩，商品与服务的供给远超社会需求，快速扩大的债务规模已经无法推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持续增长。这既是困难，也是机会。是我们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天赐良机。

我们应该借机抓紧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劳动力收入占比，缩小工薪收入差距；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原计划用于投资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转移支付，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刺激有效需求。加速用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取代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

我们应该尽快全面检讨我们存在的过剩投资、低效投资，禁止重复建设、过度建设、无效建设。把节省出来的财政资金用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社保覆盖面和保障力度、在近期直接补贴居民消费。

我们只需要把最近几年年均投资的三分之一用来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就可以增加大约14万亿的消费潜力，消费乘数效应就可以带来20-30万亿元以上的新增需求，国内需求不足的难题将迎刃而解！旺盛的需求即可快速解决外需不足、商品与服务供给过剩的问题，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快速循环，利用自然的经济增长来修复高风险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不仅要转变观念，更要调整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机制。在现在的决策体制下，以投资项目为核心的稳增长计划，不但在中央层面决策毫无障碍、容易通过，而且也能够获得实施的机制和财力保证。然而，我们对于促消费的相关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待建立和完善。因此应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经济管理的部门设置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全面的扩大消费需求的组织机构，完善直接发钱、发消费券促消费的工作机制。

【作者：徐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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