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正在召开,在题为“碳中和:困局和破局”的分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金融对推动全球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但目前国际各界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尚无统一界定,可能导致市场分割,建议参考目前已有的受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比如以中欧合作成立的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制定的可持续金融的标准。
此次论坛上,有不少参会者和媒体关注“高碳”企业转型问题,比如企业可能出现融资难,部分企业假转型、真“洗绿”,实际上仍保持较高的碳排放。对此,马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建议通过制定转型金融目录等方式解决难题。他也透露,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在编制一份转型金融目录,有望进一步解决高碳企业转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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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马骏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碳”企业目前也可能在转型中出现失业潮的风险,他认为,防范大面积失业风险不仅是政府的职责,金融企业也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南都记者 蒋小天 摄
社会资本在绿色投资中占90%,需制定转型金融目录鼓励参与
南都:我国较早开始建构绿色金融框架,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后,对绿色金融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马骏:“双碳”目标提出后,我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处于加速状态。2022年是绿色金融发展非常快的一年,绿色信贷的增长率达到38%,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增长了50%。这都是非常高的速度。在全球的发行总量下降、国际上面临加息压力的背景下,我国的增长速度保持非常高的水平。
南都:目前在推进绿色金融的过程中,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哪些差距?
马骏:绿色金融领域中,我觉得差距相对比较大的,还是在ESG的产品领域当中。西方国家已经搞了十几年的资管产品的绿色化,虽然也有很多问题。我们是起步比较晚,现在资管产品能够贴上ESG标签的较少,占比较低。
南都: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社会资本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马骏:社会资本的参与度其实一直占比很高,我在2014年做过一些研究显示,当时中国大概每年需要4万亿的绿色投资,那个时候主要用来治理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据估算,4万亿绿色投资有约90%来自社会资本,受财力所限,政府只能拿出10%左右。最近还没有出现新的比例估算,但我估计没有太大的变化。一年以前,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做了一个估算,我们每年大概需要16万亿绿色低碳的投资,我个人估算,16万亿当中,仍然是90%需要靠社会资本,10%左右由政府财政支持。
南都:国内有何举措来鼓励社会资本充分参与绿色金融体系?
马骏:这就是转型金融框架中将要设计的,我们首先要制定目录和标准,给什么是转型活动一个明确的定义,首先要把标准界定清楚,明确哪些转型是我们要支持的,然后再配置一些支持性的政策,比如低成本的融资、地方政府给新能源企业批土地、给绿电的指标、给担保贴息等等,这些都是潜在的支持政策。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和破局”分论坛现场。南都记者 蒋小天 摄
防范“高碳”企业转型期出现失业潮,金融企业需加强评估、提供培训
南都:你曾呼吁,关注绿色项目的同时也要关注“高碳”企业的转型。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马骏:“高碳”的企业比较难获得融资,更难获得低成本的融资。很多“高碳”企业被银行认为是“两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和产能过剩)的企业,贷款很容易会被压下。因为没有转型金融目录,银行难以对客户进行细致的分类,所以往往会出现一刀切的做法。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对“高碳”企业没有更加精准的分类方式,没有区分到底哪些不想转型、想永远高碳下去;哪些企业想转型,有技术路径和足够的意愿,且在地方政府愿意帮助的情况下,可以变成低碳企业,实现减排的。
南都: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马骏: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编制转型金融目录,它其实有点像业内所了解的绿色债券目录,一张大表涉及很多的行业,为行业转型活动列出清单,现在人民银行正在起草的初稿已经覆盖了四个领域,包括煤电、钢铁、建筑建材、农业。
未来有了这个目录以后,不仅仅是人民银行需要出台政策,新组建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也需要有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来督促银行落实转型金融目录。
如果转型金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类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助于稳经济,促进经济的回升。
南都:“高碳”企业转型,很多人也很担忧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怎么防范应对这一现象?
马骏:这就是转型金融要解决的五大支柱问题中的一个,叫公正转型问题,就是要确保避免转型过程中出现严重失业。理论上讲,失业应该由政府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途径去解决,但是往往有些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些能力,尤其是煤炭产业比较集中的地区。
所以,金融企业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在设计转型的路径中,就要评估转型会不会出现严重失业现象,如果有可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去防范、化解,比如政府部门也应该对企业做一些培训,给予一定转岗的安排等等,尽可能让这些失业风险降到最小。
南都:当前有一些企业以转型之名进行“洗绿”,实际上没有降低碳排放,如何防范这种现象?
马骏:这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目前的绿色金融框架里面有几个要素是专门用来针对这个问题的。刚才我已经讲了要制定标准,第二个就是要有比较好的信息披露,最好要求强制性披露,比如企业必须每年都要披露所产生的环境效益是多少,制定转型金融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求披露转型的主题和转型的路径,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否则有可能出现假转型的风险;另外需要第三方的认证,比如绿色债权经过第三方的评议后贴标。
推广可持续发展金融界定标准,绿债贴标可吸引更多投资
南都:近年来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绿色金融,这次会议上你介绍了可持续发展金融,具体内涵是?
马骏:可持续金融来自可持续发展概念,主要是指帮助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手段和体系。2021年G20领导人峰会发布的领导人联合公报,特别强调可持续金融对推动全球绿色转型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各界关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金融”没有统一的标准。
据估算,全球可能已有数百套对绿色与可持续活动的界定标准或评价方法,而这些标准之间存在不可比、不兼容、不一致的问题,造成了看起来“百花齐放”事实上“各说各话”的格局,就好像在同一个社区出现了数百种不同的语言,可能会加剧市场分割,加大绿色金融市场的沟通和交易成本,具体而言,比如某一类绿色金融产品可能要获得多次认证才能被多个市场认可;标准不一也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洗绿风险,例如,某些机构可能会从许多标准中选择“最低”的标准来给自己贴标。
南都:如何解决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马骏:可以参照中欧3年前合作成立的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IPSF)制定的可持续金融的标准,我们叫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目录已经更新到第二版,包含了72项在气候领域当中由中欧认可的活动,基本覆盖了所有减碳的活动,像光伏、风电、生物发电、储能、电动车、电池等比较接近于纯绿的领域,这套标准出来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很多机构都已经发行了金融产品,尤其在国际上发行绿债进行贴标。
我们希望下一个推动的应用场景是,对国内存量绿债中符合可持续发展金融目录的进行贴标,由于目前没有贴上国际投资市场认可的标签,所以无法辨别产品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所认可的绿色标准,我们现在贴上标签,可以提高这些存量绿债在国际市场上的接受度,也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采写:南都记者 郭若梅 蒋小天 发自海南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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